一個可以使「藝文生態」一詞成為具體概念的理想字眼恐怕是補助。補助比起許多關鍵字更尖銳的地方在於，某種程度上它操盤了藝文界的週期性[1]。幾乎每一個藝術家或藝術組織都曾經／正在申請官方補助，人們普遍地相信藝文補助直接促進了藝術的積極發展[2]；補助宛若藝文界的命脈，抽掉補助的藝文界將會是一場災難[3]。特別是在台灣，當代藝術與藝文補助是在同一個政治背景中交相解釋的概念[4]；在一開始，補助就是以國家政策而不是以回應自由公平的形象奠下基礎[5]，因而，補助可能是談論今天藝術的外緣政治的重要工具之一[6]。
延伸字彙：
政策、藝術的政治、主體性、規則／遊戲、差異、藝術世界
[1] 我們會發現，每逢特定的補助時期－－通常是年初、年中或年尾－－（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大夥們開始進入了企畫書的文學工作，甚至偶爾也善意的提醒別人這麼做。甚至從某方面而言，許多展覽出現的時機的也都可能看到補助在時間掌控的影響。
[2] 這向來是公共補助所能得到最輕易的認同，這種樂觀鼓勵了藝術相關工作者前仆後繼地投入補助申請，他們的共識十分耳熟能詳：搞藝術通常苦哈哈，政府給你錢，有什麼理由不要？而這個問題背後的邏輯正是「政府應該補助藝術（文化）」，或者倒過來，藝術應該被國家發展。事實上這是一個在文化經濟學中爭論多年並各有定見的題目。在歐洲，藝術被視為是社會國家的重要資產，官方補助的歷史源由遠在經濟分配的考慮之上－－正好與美國式的補助概念相反，美國由於其對自由市場的支持，並排斥政府干預的傳統，至今仍然是私人贊助的比例高過官方補助。
[3] 台灣的情形多少向歐洲模式靠攏，某種社會主義傳統的公共補助概念一直支撐著台灣對「當代藝術世界」[3.1]的想像與建構，這種存在特定的左傾想法潛在地助長了藝術家們將補助與生存（現實）這樣的題目綑綁在一起，補助替代了藝術家的怨天尤人，甚至將它正當化了（也變相的承認了一種對藝術主體性的貶損）。由於我們始終沒能把自由市場的概念帶進這個架構中，因此我們也很少激起「為什麼政府應該補助藝術」的公共討論。
[4] 在台灣，當代藝術作為一個概念，它的歷史與補助政策的幾乎相當。在各種提供藝術公共補助的機關中，文建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一直是最大的兩個藝文金庫。文建會雖早在1981年就成立，但遲至1996年才頒立了「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這一年同時國藝會亦成立[4.1]。這個過渡期正好跨過了解嚴（1987）。解嚴之前，國家的藝文資金的分配不是透過公共補助而是透過機構的建設來達成，如台北市立美術館（1983）或國立藝術學院（1982，現改名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即便是從解嚴後做為分水嶺，台灣藝文界的公共補助歷史也不過才20出頭的年月，這個時段也是我們開始談論當代藝術的時段。這很可能說明了補助如同其他的社會福利政策一樣，也運作著某種國家意識型態機器。
[5] 台灣的當代藝術可以說是在完整的補助政策的情境下－－因而也是在重要的政治環境轉變中－－發展起來。在每一項補助政策中攜帶的政治目的，都為當代藝術所吸收了，相較於過去，今天藝術與政府的關係更加的規則化，如同一場遊戲。補助帶來的愉悅與痛苦是相當的，它們透過一套運行於於官僚系統的行政結構要來要求藝術家跟從，而它的結果如同艾賓（Hans Abbing）[5.1]點出的正當性問題：「……這是津貼補助的必要條件。任何人想自政府身上得到些什麼，無論是國王、漁夫、卡車司機、外科大夫或藝術家，都會主張其計畫合乎大眾利益。無論這些計畫有多麼離譜……」[5.2]這衍生出來的問題是，無論是什麼種類的藝術社群都因為遵循標準化的補助邏輯而運作得十分雷同，連批評也也失去了差異。
[6] 我們也正處在這樣一個場景裡：補助確實使得事件增加了，藝術圈裡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看不完的展覽跟藝術節慶滿地開花，符合了已開發國家發展文化的形象，補助被證明是有生產力的手段，通過持續地文化輸出，我們甚至又將這種效力歸結到國際化的訴求上。事實上，在台灣補助很可能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補助究竟改變了什麼」的問題。
[3.1] 就丹托（Arthur Danto）所規畫的意義而言，這裡採用「藝術世界」（The Artworld）的理論基礎可能是在藝術歷史的辨認條件中帶入更多體制的內容；由補助政策所展開的一系列扶植行為，都在暗示今天台灣的藝術世界是與藝術社群透過機構確認自身的進程。
[4.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亦是台北市文化局成立的時間。如果我們稍微拉遠點看這些巧合，便不難感受補助的政治性格；「國家需要發展藝術」的概念在這裡所展示的是一系列有規畫的資源配置工作，那意思是「國家希望發展藝術」。
[5.1] 荷蘭畫家，攝影師及經濟學家。
[5.2] 引自Hans Abbing，〈政府對藝術有益〉，《為什麼藝術家這麼窮》，台北：典藏藝術家庭，頁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