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參與概要（發表版）

「我們的影片被民眾換掉了，換成二二八的紀錄片！」那是小屋完成後沒幾天的事，朋友在電話中告訴我，原本應該順理成章展現的情緒被一種不知如何反應的手足無措給掩蓋了。

也是透過幾通電話，在一開始，我們很意外地成為一個介入者，在整個抗爭行動的低潮期－－當然這是一個方便描述，一個運動的活躍形象是含蓋了許多諸如媒體態度的問題－－藉著對“持久戰”的共同願景形成一個合作的契機，顯然我們對“持久戰”的看法不是很一致，我們在推敲一些引致人們表態的發言方式，一些談話的空間。改變一個（想像中）大眾對人權討論的型態，對我們來說，持久的意義不僅止於能夠換取多少媒體的再關注，而是如何找出真正的力量。堅持苦肉計也許可敬，但它最終要如何擺脱形式上的訴求而問出真正人權的問題？我們更關心這件事。

在初步的討論傾向了拒絕的時候，“小屋計劃”的提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一種微型的建築單位帶起了一種行動的可能，並且充滿了想像空間；同時在他們看來，小屋的繁殖能力也與他們理想中「埋鍋造飯」的態度相輔相乘，儼然是一個最大公約數。我們達成的協議是，我們將完成四座示範用的小屋，而他們將陸續建造更多的小屋，直到（也許有一天）佔滿了廣場。接下來幾天中，四座小屋的想法以檔案室、廚房、教室及主播室為構想逐步推演，撇開房子框架的一些侷限，一個有自行衍生活動能力的移動式空間是夠讓大家狂出點子的。想像一個充滿配搭道具的live主播室，主持人與來賓穿著蝙蝠裝或人面獅身頭，神情專注的進行一場關於民主的嚴肅討論；或是在美食節目中每天推出一道學運特餐。

粗略地說，這是一場藝術與公共性的真實對質，那完全不同於當你在一間美術館中對參觀人們的導覽，在“自由地”廣場上，你面對著本來不了解你也並不打算了解你的人們，你想通過作品喚出你們共同的期望，但只能等著某種未知的審判，這些審判透露了你究竟（可能）觸動了什麼，或者你捕捉到了什麼隱藏在行動中的尖銳。小屋計劃的真正面目與其說是一種我們與他們最大公約數的協商，倒不如說是它激起了某種如今在我們的創作中不易談論的特殊熱情，關於如何影響公共，或者我們到底能對何者尖銳並且期待反彈的特殊熱情。

當然在行動當中我們並不是馬上意識到這些問題，我們對公眾的反饋－－即使是一個合作的對象－－顯得陌生，也充滿了想像，這種陌生很大程度地反應在我們小屋策略的發展過程中。

儘管持久戰是一種共識，但整個工作多多少少仍在帶著各自誤解的落差下發生，我們僅僅只交換了彼此對抗爭的不滿，但是沒交換到幽默感。我們對勞動價值的肯定遠不及我們對發言模式的追求，而這似乎恰好與他們相反。這很難不成為一種窘境，當我們正在為了人權的話語提供策略與想像力，而週圍卻散佈著諸如人權己死的悲情譬喻，你會發現這像個很差勁的笑話，不知道到底誰在諷刺誰，而事實上，當我們終於聽說教室中的影片被換成民眾想看的二二八紀錄片時，我們才恍然大悟，「發言」就是一種政治，你傾全力對抗的並不是想像中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而是所有的人。我們真正陌生的是透過藝術去面對這種力量，所有的人都在發言，也需要發言，藝術的公共性問題也許是當我們真的有能力交付了某個想法到他人手上後，面對反饋的回應機制是什麼？

在短暫的無能為力中，小屋最後的下場也理所當然是被放棄，然後統統吊走。



按：本文發表於＜今藝術＞2009一月號